每當社群上掀起關於「綠燈俠」哈爾·喬丹（Hal Jordan）是否帶有種族偏見的爭論時，總會有部分粉絲將 1970 年代 DC Comics 《綠燈俠／綠箭俠》（Green Lantern / Green Arrow，早期連載於《綠燈俠》第二卷 #76–#122 等期數）中的經典三格分鏡，單獨從故事中抽離出來放大檢視。
在這段情節裡，一名黑人長者質問哈爾，為何他願意幫助「藍色、橘色、紫色皮膚」的外星人，卻從未向「黑色皮膚」的族群伸出援手？畫面中的哈爾低下頭，語塞地回答：「I… can’t.」。許多人便藉由這幾格畫面，指控哈爾「承認」了自己是一名種族歧視者。
然而，倘若我們把整期故事、編劇丹尼斯·奧尼爾（Denny O’Neil）的創作意圖，以及後來「另一名綠燈俠」約翰·史都華初登場的《綠燈俠》（Green Lantern）#87 放回原本脈絡，這顯然並不是最準確的讀法。
回顧《綠燈俠／綠箭俠》，故事中其實真正要審判的，是哈爾對法律、秩序與權威的過度信任。他擅長處理眼前可辨認的「違法」，卻看不見合法形式底下的結構性壓迫，而「種族問題」是這個盲點最尖銳的一次叩問——但必須注意的就在這裡，故事文本並沒有把他寫成是「白人優越、厭惡黑人」，或因對方膚色而拒絕援助的人。
因此，在這裡更精確的解讀應該是：此時的哈爾，是一名受限於僵化體制盲點、甚至會因此做出偏見判斷的「建制派英雄」。編劇安排他在這段故事裡的意義，是讓他藉由碰撞現實來獲得教育與成長，而不是要將他粗暴地揭露為一個潛藏的種族歧視者。
事實上，這也呼應了編劇奧尼爾本人的說法。他將綠燈俠設定為一名「建制派代表」（establishment guy），並以此與綠箭俠「反建制」的立場形成強烈對照。
▌那句「黑色皮膚」究竟在問什麼
《綠燈俠》#76〈No Evil Shall Escape My Sight!〉的故事開場，哈爾看見街上有人攻擊一名老人，憑藉「超級英雄」的直覺，他立刻介入制止，卻在與「綠箭俠」奧利弗·奎恩發生衝突並聽其勸阻後，才驚覺自己剛剛保護的，竟是一名正準備將窮困房客掃地出門的惡房東。
在這段故事中，哈爾罕見地「站錯了邊」，他的誤判並不是因為對黑人有先入為主的偏見，而是因為他目睹了一宗表面上的街頭暴力，便直接套用「執法人員」的思維邏輯，將動手的一方武斷地判定為加害者。
編劇奧尼爾日後回憶這段經典橋段時指出，在老人那番痛心的質問之後，故事接下來的重心，便是綠燈俠轉而制裁那名惡劣的房東——這個行動上的「一前一後」，對於故事、對於哈爾日後的角色塑造至關重要。
其實若細讀那位黑人長者的控訴，重點根本不是粉絲們常誤解的「仇視黑人」，而是在質問：「你為什麼從來沒有『看見』真實問題？」
長者口中提到的藍、橘、紫三種「皮膚」，諷刺地對照出哈爾輝煌的宇宙英雄履歷。他能飛往遙遠星系，為陌生的外星種族打抱不平；卻無法察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，那些被惡劣房屋制度與貧窮掩蓋的結構性壓迫。
因此，長者最後那句痛心的詰問，質疑的是哈爾在「道德注意力」上的分配失衡，而非逼迫他承認自己抱持著種族優越主義。
同理，哈爾的「I can’t」，更合理的解讀是「我無法為自己的忽視提出辯解」，而不是「我無法否認我歧視黑人」或是任何的種族偏見。
假如這裡真是種族歧視的揭露場景，後續至少應該出現哈爾克服對黑人本身的偏見；但漫畫呈現的恰好相反，當哈爾取得新的社會脈絡，他立即重新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壓迫者。
▌哈爾的盲點並非偏見，而是制度迷思
這種作法並非半世紀後替角色「洗白」，而是與奧尼爾當初設計整套《綠燈俠／綠箭俠》的角色辯證完全一致。
奧尼爾回憶，當時《綠燈俠》的銷售狀況並不佳，編輯給了他相當大的改造空間。而在奧尼爾眼中，綠燈俠本質上就是一名「宇宙執法官（intergalactic cop）」，是一個屬於體制的「建制派代表」。
於是，他決定把哈爾從宇宙拉回美國，讓他面對種族、毒品、暴力、污染等他過去沒有真正理解的問題。而「綠箭俠」奧利弗·奎恩則被設定成反文化的一方，對奧利而言，權威不是做什麼都是對的，而必須證明自己值得服從。
DC 官方日後在回顧這段歷史時，也給出了相似的定調。哈爾象徵著綠燈軍團背後的既有權力結構，而奧利弗則是衝撞這套結構的破壞者。
因此，兩人從一開始的理念衝突，就無關乎粗淺的「歧視與反歧視」之爭，這其實是一個深信「秩序能伸張正義」的保守派，對上一個擔憂「權力本身會製造壓迫」的反叛者。
#76 後半部尤其把這件事寫得清楚，哈爾了解惡房東的所作所為後決定試圖介入，但守護者卻對他處理這類地球社會問題並不認同，甚至把他支開，哈爾最後違抗命令返回地球，與綠箭俠及地方檢察官合作，取得足以對付惡房東的證據。
也就是說，這一期真正賦予哈爾的角色成長，是他終於打破了對權威的盲從。他深刻地意識到，一味服從上級與恪守程序，並不等於真正的伸張正義。
這個模式並沒有停留在黑人議題。例如在《綠燈俠》#79 中，當兩人捲入美洲原住民土地與伐木權的爭議時，這份路線分歧甚至直接升級為肢體衝突。
當時，哈爾採取的仍是尋找古老契約、確認土地權屬的「程序路線」，試圖透過體制內的法律途徑來解決爭端；但奧利弗卻毫不猶豫地站進受壓迫的社群之中，甚至鼓動原住民直接進行物理抵抗。
面對奧利弗的激進作法，哈爾試圖以「必須遵守法律」來阻止他，結果換來的卻是奧利弗的憤怒反擊，兩名超級英雄就這樣因為政治理念的互不相讓，而在營地裡大打出手。
故事最後雖使伐木集團的首腦被捕，真正的土地權爭議仍得回到法院處理。這正說明哈爾反覆出現的性格缺陷是程序主義，他相信證據、合法權限與制度能給出答案，問題只在於這種信仰常讓他太晚看見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。
羅徹斯特大學的歷史學者傑西·摩爾（Jesse T. Moore）在〈The Education of Green Lantern: Culture and Ideology〉中，將編劇奧尼爾的創作置於當時的「新左派」（New Left）與漫畫界掀起的「社會寫實」風潮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摩爾並未將故事命題簡化為「哈爾是個不自知的種族歧視者」，相反地，他指出這套劇本真正探討的，是「正義、法律與秩序，是否只能由國家與制度來定義？」（justice, law, and order are exclusively the domain of the state）。
這個觀點，與我們前面提到哈爾作為「建制派」的定位幾乎完美契。誠如論文標題所揭示的「綠燈俠的教育」（Education of Green Lantern），便已精準點出了本作的敘事核心——哈爾最大的課題，就是學會超越體制的框架，接受真實世界的震撼教育。
▌為何必須「教育」超級英雄？綠燈俠的「合法」盲區
#76 出版於 1970 年，距離馬丁·路德·金恩（Martin Luther King）遇刺，與 1968 年《公平住房法》通過只有約兩年。當時美國黑人自由運動的問題意識，早已不只是「法律是否取消種族隔離」，而逐步轉向住房、就業、教育、警政與地方資源中的結構性權力差異。
▼《BackStory》節目訪談內容。面對 1970 年代動盪的美國社會，編劇奧尼爾回憶當時如何大膽地將現實中的政治創傷與民權領袖，直接寫入超級英雄的劇本中。
史密森尼國家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博物館（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, 簡稱 NMAAHC）即把 1968 年稱為重要轉折點——僅僅廢除吉姆·克勞法（Jim Crow laws），並不能自動達成平等與正義，而「黑人賦權」思潮則更強調黑人社群對學校、企業、社會服務與地方政治的自主權。
如此看來，《綠燈俠》#76 選擇「貧民區房東」而不是明目張膽的極端種族主義者當主要惡人，並非偶然，編劇奧尼爾的劇本真正要解剖的，正是那些披著財產、契約與「合法權益」外皮的結構性暴力。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奧尼爾沒有安排哈爾講出赤裸的種族侮辱語，反而讓一個本質善良、勇敢、守法的白人英雄反覆「站錯邊」。
在 1978 與 1980 年接受《The Comics Journal》創辦人暨編輯加里·格羅斯（Gary Groth）專訪時，奧尼爾更明確反對將《綠燈俠／綠箭俠》視為一套「提供政治標準答案」的說教漫畫。
他指出，外界對這波「社會關懷」作品最常見的誤解，就是以為編劇想藉此宣揚某種拯救世界的萬靈丹。但事實上，他從未試圖在故事裡給出最終解方；他的真正目的，單純是想告訴讀者：「這些問題確實存在，去直視它們。」
奧尼爾強調，他只希望讀者——以及像哈爾這樣自認站在正義一方的好人，不要對既有的世界過度自滿，因為現實中總有被合法秩序掩蓋的千瘡百孔。
因此，如果哈爾真被簡化為一名純粹的種族歧視／偏見者，這套敘事反而會失去其最重要的批判力道。奧尼爾真正需要的，是一個自認站在正義這方，卻因過度迷信體制，而對真實的不義視而不見的人，這正是當時美國漫畫界所謂「社會關懷」風潮的核心實驗之一。
這項大膽的嘗試隨即引起了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爾街日報》與《新聞週刊》（Newsweek）等主流媒體的強烈關注。正如漫畫史學家布拉德福德·賴特（Bradford Wright）所言，當時的媒體正是用「社會關懷（relevance）」一詞，來概括這批開始直面現實政治的超級英雄作品。
▌非關種族偏見：約翰·史都華的初登場
真正解答「哈爾究竟有沒有種族偏見」問題，倒也不只是 #76，在《綠燈俠》#87 也能得以印證。
該期連載首次正式介紹了約翰·史都華登場。故事中，約翰看見兩名白人警察正在找一群於街邊玩骨牌的黑人麻煩，便當場挺身而出，指出他們根本沒有犯法。
在旁觀察的哈爾看見約翰對待警察與權威的態度後，立刻質疑起此人是否適合接下戒指。哈爾認為這名年輕人過於敵視權威，甚至形容他「肩膀上背著一塊像直布羅陀巨巖般巨大的心結」。在這裡，哈爾首先質疑的是約翰的性格與行事作風，而非他的膚色。
正因如此，當守護者隨即以一句尖銳的「我們對你那狹隘的成見不感興趣！（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your petty bigotries!）」來駁斥哈爾時，我們便不能將這裡的「petty bigotries」解讀成種族歧視。
哈爾向來是個習慣服從權威的人，所以當他看見約翰衝撞體制時，下意識便產生了強烈的不認同。結合脈絡來看，守護者口中的「偏見」，指的正是哈爾基於自身行事作風，對「挑戰權威者」所抱持的狹隘成見與排斥。
真正被故事毫不含糊地塑造成種族主義者的，其實是參議員 Jeremiah Clutcher。他利用種族敵意累積政治資本，甚至策劃假刺殺與暴力事件，企圖將罪責嫁禍給黑人群體。
哈爾起初仍從「公職人員應受到保護」的制度邏輯出發，約翰卻比他更早識破政治人物表面身分背後的惡意。故事最後證明守護者選擇約翰是正確的，同時也迫使哈爾承認自己錯估了這個年輕人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故事後半段刻意將這種行事作風的衝突，描繪成一種「雙向」的缺陷。不只哈爾有著建制派的盲點，約翰也並非毫無瑕疵。
在《綠燈俠》#87 中段，約翰曾以帶有種族意味的「白佬（whitey）」來稱呼哈爾，促使哈爾最後直接回擊：「別叫我白佬（Don’t call me whitey）」，並以「無罪的人先丟石頭」的典故反駁他。
這段對話清楚表明，編劇奧尼爾並沒有把約翰塑造成永遠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完美英雄，約翰同樣尖銳、衝動，而且會刻意以種族化語言，去刺激這個他眼中的保守白人前輩。說到底，這兩個人的磨合，本來就是不同世代、不同社會經驗之間的必然摩擦。
事實上，故事中真正毫無懸念、堪稱極端種族主義者的，反而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那位白人參議員。這名政客不僅公開鼓吹白人至上，更精心策劃了一場「假刺殺」：他刻意安排黑人槍手行刺自己，並指使共犯殺害警察，企圖製造黑人暴動的假象，藉由煽動種族恐慌來為自己的總統野心鋪路。
約翰之所以能證明守護者沒有選錯人，正是因為他一眼看穿了權力的腐敗，完全沒被「參議員」這層體制光環蒙蔽；反觀哈爾，卻一度死守著「綠燈俠必須保護受威脅公職人員」的表層邏輯，險些淪為惡人的幫凶。
故事尾聲，哈爾終於向約翰坦承：「你的行事作風還是讓我反感！（Your style turned me off!）」約翰則俐落地回應：「作風跟膚色一樣，根本無關緊要！（Style isn’t important any more than color!）」——這段破除成見的對話，才是這期漫畫真正留給兩人的最終結論。
《綠燈俠》#87 的敘事，的確印證了哈爾具有體制盲點，且容易對反抗權威者抱持先入為主的成見。從現今的種族研究視角來看，這種盲區無疑與白人主流社會的生命經驗緊密交纏。但即便如此，這與指控「原作將哈爾設定為種族主義者」仍是本質上的兩回事。
▌被誤讀的體制盲點：誰讓秩序守護者背上歧視罵名？
所以，若問題是：「1970 年代的原作，是否把哈爾·喬丹塑造成了一名種族歧視者？」最嚴謹的答案依然是：不是。
至少在《綠燈俠》#76 那段最常被引用的「黑皮膚」對話中，它真正指向的是階級距離、體制盲點，以及對合法表象的迷信，而非任何有意或無意識的種族敵意。
而到了 #87，故事非但沒有讓他暴露出所謂的種族偏見，反而更進一步證實了哈爾的成見與膚色毫無關聯。他的偏見，完全建立在他對反叛者的本能排斥，以及僵化服從權威的「建制派」作風上。
釐清這項差異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編劇奧尼爾真正需要的並不是一個需要拿來做為對立「壞人」，相反地，他塑造的只是一個尚未看清真實世界的英雄。正如蝙蝠俠時常受困於私刑者的偏執，超人也難免陷入過度理想化的思想；哈爾·喬丹的作風缺陷，正是源於他對「合法秩序」的盲目依賴。
只有當哈爾真誠地信仰著法律、秩序與守護者時，綠箭俠的挑戰才會具有重量；只有當哈爾自認已經拯救了全人類，那位黑人老翁的一句「那我們呢？」才會顯得如此致命。哈爾的錯，不在於他認為黑人不值得拯救，而在於他天真地以為只要忠實履行上級交付的任務，就等同於實踐了正義，而這也正是 #76 至今依然震撼人心的核心價值。
然而，帶著這份歷史理解去檢視近期 HBO《綠光戰警》（Lanterns）影集圍繞哈爾·喬丹的爭議，就會發現當代的討論已經把問題嚴重扁平化。
編劇凡妮莎·貝登·凱莉（Vanessa Baden-Kelly）與賈斯汀·布里特-吉布森（Justin Britt-Gibson）在《The Ringer-Verse》訪談中表示，他們刻意將種族與世代交替放進哈爾和約翰·史都華的關係裡。
凱莉更以「60歲、來自美國南方的白人男性」作為框架，認為劇中哈爾的「微歧視」反映了某些種族偏見；兩名編劇甚至透露，2024 年拜登退選、賀錦麗接棒的政治時刻，放大了他們對「老一代是否願意交棒」這個命題的思考。
這股將哈爾「標籤化」的風向，在影集播出後被另一則發言推得更遠。《DC Studios Showcase》官方 Podcast 共同主持人 Frankey Smith 在個人 Threads 帳號上直言：「很遺憾要告訴你，但哈爾確實有那麼一點種族歧視。」面對讀者質疑時，她進一步贊同其他網友援引早期漫畫，主張哈爾在正史中就是帶有種族歧視的一面。
而正如我們在前文所作的文本拆解，這種論述完全禁不起推敲。哈爾在故事裡展現的，從來就不是針對膚色的種族偏見或「微歧視」，而是對僵化體制的盲目迷信；當年執筆的編劇奧尼爾，也絕無意將他塑造成一個種族主義者。
事實上，在丹尼斯·奧尼爾生前於 2011 年的一篇訪談中，奧尼爾本人就曾明確給出解答。他表示，當時的綠燈俠對他而言就是一個警察：「一個完全公正、誠實且高尚，但終究代表著『權威』的傢伙。」正因為哈爾代表了不可動搖的建制派，故事才需要引進無政府主義的綠箭俠，來為街頭群眾發聲。
這段來自創作者的自白，徹底粉碎了所謂「正史中帶有種族歧視」的指控，更必須釐清的是，Smith 雖然主持 DC 官方節目，但該言論僅發表於個人社群，她也並非影集編劇。因此，比起將此視為「DC 官方定調」，這番發言恰恰反映了當代的一種輕率風氣——隨著影集對哈爾的重新詮釋，連與官方合作的人士都開始誤讀經典漫畫的皮毛，將哈爾複雜的「體制盲點」，簡化為廉價的仇恨標籤，藉此替「他本來就有點種族歧視」的扁平論述背書。
這正是為什麼，對當代的漫畫或影視改編而言，創作者實無必要將哈爾降格為一個方便觀眾指控的「白人種族主義前輩」。2026 年的《綠光戰警》無疑已對約翰·史都華的原始漫畫背景，以及他與哈爾的關係作出了重構，改編作品當然可以重新排列兩人的政治位置與人生經驗，但倘若創作者仍有意繼承奧尼爾與尼爾·亞當斯（Neal Adams）的思想血脈，那麼最具戲劇力量的哈爾·喬丹，應該是一個真心相信秩序，卻也因此對「秩序本身造成的傷害」察覺太慢的人。
讓他犯錯、讓他被受害者質問、讓他重新審視現實，並在最後選擇違抗他曾深信不疑的權威——這份覺醒的過程，不僅比粗暴地貼上一個「種族主義者」的標籤更為深刻，也才真正呼應《綠燈俠／綠箭俠》偉大的角色弧線。
資料來源： The Comics Journal Forces of Geek Wiley Online Library BackStory Archive - New American History
